試以「大乘三系」論印順對太虛思想的繼承和批判

李秀芳

談到太虛和印順在思想上的差異時,臺灣佛教史學者江燦騰在《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中曾引多位學者的評語(藍吉富:「與太虛相較他(印順)的成就比較偏向佛學的探究方面。在風格上,他沒有太虛法師的「波瀾萬波」,在學養的精緻細密方面,則較太虛為優,頗有「孤舉獨拔」之勢。道安法師亦說:「其思想體系之精密,別具一格,非太虛大師所能及」。吳汝鈞則認為:「武昌佛學院為太虛大師所創,其下有印順、法尊諸人。雖強調八宗平等,但重點仍在般若。印順自身即是一個對龍樹中觀很通透的學僧」。」而作出這樣的結論:「以上三人皆未提及太虛大師與印順大師的巨大差異;亦未指出兩人思想本質不同的真正內在原因」(頁183)及「一般學術界的看法,只是區分兩人成就的領域不同,而很少指出兩人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本文則主張:印順法師的思想,絕非承襲太虛大師,而是對其批評,並展自己的理論體系」(頁175)。針對江燦騰的看法,本文試圖通過「大乘三系」的建構理論和特點來探討印順的思想是否真的如江所言,是對太虛的批評而絕非承襲。

 

首先,要了解太虛、印順兩位大師思想體系的異同,就必須了解他們的判教思想。有關太虛的「大乘三宗」,其於《論大乘三宗》中,談到三宗的差別時,說到:「此三宗之差別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設故,唯用遞詞遣破,破如可破,畢竟無一名之可得,故唯引發「法空般若」以通達,龍樹系大乘學屬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設諸法名相故,多用表詞成立,破亦為立,顯了無一法之不建,故當善巧「唯識現義」以貫持,無著系大乘學屬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時一致,施設不施設,皆不可思議,故是如來大圓覺海之所印證」(《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頁16)。由此可得知「法性空慧宗」,在於法性不可安立,不可施設,唯法空般若所通達。而「法相唯識」,表現在安立,施設諸法名相上,此是識所緣,唯識變現。至於「法界圓覺宗」的特色,在於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是同時一致的。太虛的「大乘三宗」認為:法界圓覺宗才是最高、最完美的教理和最究竟的佛法,其次是性空與唯識。他更認為台、賢、淨等諸宗所共依的《起信》或《楞嚴》等如來藏思想才是大乘真義。對於屬「法界圓覺」大乘的如來藏說,其不僅是接引眾生信仰佛理的依據,同時在修行次第上,其代表的是究竟圓滿的佛果呈現。太虛曾就三宗的次第上說過:「在實證由加行位入通達位,宗在通達法性之空慧;由通達位入修習位,宗在貫持法相之唯識;由修習位入究竟位,宗在印證法界之圓覺。在初心則依法界圓覺以生信,依法相唯識以成解,依法性空慧以修行」。

 

根據上述太虛的分判方法,這三宗的分判對象究竟是經論或是宗派呢?太虛說:「宗諸大乘經論的古有宗派,皆各有所偏據,故我特明三宗,因為以這三宗來看一切佛法,沒有解不通,亦沒有不圓融」。(《太虛大師全書》頁525)這樣,太虛似乎沒有意識到,判經論和判宗派的分別。三宗可判攝一切佛法,用它們來判經論或宗派均無不可。反觀印順的判別,則明確地以印度經論為分判對象。

 

關於法界圓覺宗,依照印順的說法是,「理論的特色是至圓;方法的特色是至簡;修證的特色是至頓」(《談入世與佛學》)。在太虛的觀念中,對中國佛學的學理本身是相當推崇的,尤其是以如來藏說為主的天台、賢首、禪等諸家思想,且以禪宗思想為中國佛教復興的契機。他認為:「中華之佛教如能復興也,必不在於真言密咒與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禪,……吾折衷於法相唯識學,以整理大小乘之內教及東西洋之外學。僅為順機宏化之一方,而旨歸之所存,仍在禪淨」。在他看來,佛法的實踐既非隱遁的聲聞行,亦非神秘之天乘行,而是從平常的人生行趨入菩薩乘(《太虛大師全書》頁103)。他在《我怎樣判攝一切法》中指出:「到了這時候,……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唯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礙。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確定在人乘因果」。這樣,通過當機的方便,人乘便可以引向即出世而入世的菩薩乘。這種「方便道」對太虛而言,是相當適合那些信心深切而急求成就的修學者。此外,在太虛的佛教改革觀念中,其認為中國佛教之所以需要復興,是因為唐末以降,台、賢、禪乃至唯識、淨土等諸宗思想皆已喪失原來的精神,徒具形式而已。因此改革佛教實際上即要回溯中國宗派的原典教義,同時打破宗派的藩籬,避免重蹈中國佛教各執門戶之見的弊病。在太虛看來,諸宗思想皆平等一味而相互融攝,而中國佛學也是佛法的平等流佈,與印度佛學殊無二致。雖然太虛尊重各宗義理的方便施設,但在抉擇判教上,其仍以般若為破執契入空觀之進階,而視真常心說為最圓滿究竟的大乘教義。

 

不過,對於這「方便道」,印順卻提出異議。他認為佛法雖然是不能沒有方便的(「方便是不能沒有的;方便的適應,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布」《印度佛教思想史》)但,「對於方便,或正常之適應,或為畸形之發展,或為毒之羼入,必嚴為料簡,正不能以方便二字混濫之」,他還覺得「中國佛教,為圓融、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康、藏)而東,日有泛濫之勢」(《印度之佛教自序》),因此,假如「方便過時而不再適應,應有,‘正直捨方便’的精神,闡揚佛法的正義,應用有利於人間--淨化人間的方便」(《印度佛教思想史》)。

 

至於印順的三系,無疑是受了太虛的啟發,而對印度佛教進行劃分的。此三系說不同於太虛所分的大乘三宗。他把印度佛教分為五個階段:一是佛陀時期;二是部派佛教時期;三是大乘興起時期,同時小乘佛法仍在流傳;四是對「如來」的不同理解,大乘佛法分為性空、唯識、真常三大系;其中,初期的大乘佛教為「性空唯名系」,以龍樹菩薩所代表的般若思想為主。中期則是「虛妄唯識系」,指無著、天親論師應世的時代。後期,依印順之見,認為是「真常唯心系」,又稱為如來藏的思想,以《楞嚴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楞伽經》之觀點為主。五是佛教異化(梵化)時期。這五期佛教再配合佛教緣起中道的義理,印順就把印度佛教分為三時教。初時教是第一、二期,以三法印中的諸行無常為中心,其時理論和修行方法都以無常為出發,學派上以一切有部為代表。中時教是第三期,以諸法無我為中心,理論和修行都從無我出發,這時以中觀學派為代表。第三時教是第四、五期,以涅槃寂靜為中心,多談妙有、不空、中道。

 

對於印順「大乘三系」的分判,太虛提出了反對的看法;他先後寫了《議印度之佛教》和《再議印度之佛教》二篇批評文章,以後者的批評最能看出太虛的佛教立場。太虛認為印順能闡述印度佛教之流變與說明政治和社會的關係,是其優點;「然亦因此陷近鍚蘭之大乘非佛說或大乘從小乘三藏紬譯而出之狹見」--在這一點上,很明顯的,太虛較無佛經發展史概念,故以大乘為史實上的佛說,並據以批評「大乘從小乘三藏紬譯而出」思想史觀點。這是他和印順最大的分歧點之一。按照太虛的判教之法,認為初期佛教是以馬鳴的《大乘起信論》為主要觀念的「法界圓覺宗」。太虛認為第一期是「法界圓覺宗」,第二期「法相唯識宗」,第三期才是「法性空慧宗」。太虛和印順在判教思想上的差異,使兩人就此進行了長期的商榷。

 

對於太虛以「法界圓覺」為了義的分判,印順認為太虛的講法並不對,因為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是性空大乘先出現,其次才是唯識,最後發展的才是真常。另外,在了義不了義的抉擇方面,他也跟太虛不同,因為他認為性空大乘才是最究竟、最了義的,尤其是龍樹,一方面把握了《阿含經》的緣起論,一方面把握了般若的性空思想,把「緣起」與「性空」結合。所以印順認為中觀性空的思想是大乘三系中最究竟的了義教;其次的唯識思想,雖能夠大部份把握「緣起」,但已經屬於有宗的領域,終究要將「諸法皆空」建立在「假必依實」的方法論上;最不究竟的就是真常思想,因為那已經脫離「緣起」而陷入「本有論」了。印順對佛法的判攝,是認為中觀學派的思想最能夠把緣起講得清楚準確。

 

雖然印順亦承認真常唯心是大乘佛法的分流,但若過分的適應融攝,不去抉擇佛法之真諦而佛魔不分,則久而久之亦會重蹈印度佛法衰敗的道路。印順對太虛的批評是,「在末法時期依人乘而趣大乘行,沒有經說的依據,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而太虛思想的「核心還是中國佛教傳統的臺、賢、禪、淨」,……而「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彌勒的「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在中國佛教思想傳統下「是不可能發揚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

 

由此可見,印順的判教方式是迥異於太虛的。太虛和印順的判教,可以說在思想史的發展上,兩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江燦騰所言,「印順法師依據的為「緣起性空說」;太虛大師依據的是「法界圓覺說」。一為「印度佛教」本位;一為「中國佛教」本位,在佛法根源的解析,及其衍伸而來的佛教發展史,兩者觀點有異罷了」《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詮釋各異的原因》另外,當聖嚴談到印順的大乘三系思想時明確地指出三宗與三系的根本分別;「在判教方面,太虛有三系之分,印順也有三系之說,不過,前者是就中國宗派而作的判別,後者是對印度經論所持的認識」,還有:「太虛大師將中國的大乘三系配合唯識的三性,印順法師則以為性空唯名論可釋為遍計所執性,虛妄唯識論當然是依他起性,而真常唯心論不可釋為圓成實性。因為圓成實是空性,是不生不滅的無為性和平等性,它不能像『起性論』的真如心,可依之而立染淨因果。這也等於批評了蕅益、太虛將唯識的真如解釋為受熏的真如是不確的」。對於太虛和印順判教的差異,時至今日,不管是佛教界或學術界,一般都已經公認,印順的教判比諸太虛的判教較能符合歷史事實。

 

 

參考書目

 

1.         太虛著,《太虛大師全書》臺北: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1970年。

 

2.         江燦騰著,《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當代》第二十八期,19888

 

3.         江燦騰著,《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詮釋各異的原因》,《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一)》,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7月。

 

4.         江燦騰著,《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2月。

 

5.         印順著,《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8年。

 

6.         印順著,《印度佛教思想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