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張蓮覺居士
撰稿人：陳瓊璀
19世紀中英鴉片戰中，清廷戰敗，於1841年1月26日正式將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大量歐洲人逐漸來港，有軍艦士官，有經商的生意人和買辦，或找尋夢想的人。這些歐洲人中有的甚至與本地華人女子通婚。十多年後，社會開始出現歐亞混血兒，在19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歐亞混血兒愈來愈多，他們多數跟隨華人母親生活，但受中西文化影嚮，思想較為開放。香港亦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香港絕大部份華人不懂英文，在殖民政府下華人地位亦愈來愈趨低微。而混血兒皆精通中英文，或憑藉其血統關係而成為中英貿易的橋樑。他們初時多為英國洋行的買辦，其後營商致富。在香港開阜早期的歐亞混血兒而發展成富商大家族的，首推何東爵士。何東爵士及他的兩位太太，元配麥秀英，平妻張靜蓉皆為歐亞混血兒，而張靜蓉更為第二代歐亞混血兒，因其父母皆第一代歐亞混血兒。
何張蓮覺居士，原名張靜蓉，為何東爵士夫人。居士生於1875年12月19日(夏曆光緒元年十一月廿二日)，終於1938年1月5日(民國廿七年夏曆十二月初四日)，享壽63歲。祖藉廣東省寶安縣。張靜蓉居長，原有一弟一妹，但幼時於數月間相繼夭折，其母悲痛慘怛，而外祖母則性嚴厲事認真，再加以怪責，其母抑鬱寡歡而萌輕生念，幸張靜蓉事親至孝，恐其母不測而畫夜不離，百般開解，卒幸無事。張靜蓉少時讀書塾，不久輟學，自幼隨父歷長江。據其所著《名山遊記》後附之自述筆記載：“余家世信佛，逮吾祖母吾母尤篤，故余髫齡時即知敬禮三寶，志修梵行”。1891年張靜蓉16歲，隨父任職江西九江關，越歲父病，百藥罔效，棄妻兒而去。居士於「盧山記」中載，於父喪時暈厥多日，水漿不入口；客途悽愴，遂即奉母來港。
張靜蓉之表姐麥秀英為何東元配，適何氏後數年無所出，何東娶周綺文為妾，三年後亦無所出。麥秀英欲說服其妗母許配表妹張靜蓉與何東，遂親自作媒並以書信保證：“懇切冀求令媛同配乙君，姐妹並肩，無分妻妾。若以側至視之，神靈不佑。可表予衷。昨蒙俯允，不我遐棄，訂以百年，惟恐令千金未能取信予之心誠，故修寸楮，仰為 尊覽。速賜好音，擇吉先行納采，以慰鄙懷。肅以奉達 妗母大人福安 表妹妝次。 甥女 何麥氏襝衽稟。”自述筆記道：“蒙麥氏表姊視如手足，親愛逾恒，因請求吾母以余同效娥英故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張靜蓉為其父守孝三年期滿後與何東共諧連理，婚後與何東一共育有三子七女。光緒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何東之母逝世，於七月間“涉鼎湖于餘福堂奉安先姑父母等靈位，並建法事。”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育長錦姿，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育次子世勤，至二十六年初夏(1900年)世勤夭亡，經此打擊，居士自道：“吾自失愛子，鬱鬱無以為懷，臥病月餘。”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育次女慧姿，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育次子世儉，幼時亦多病，幾至瀕危，後不藥而愈。光緒二十九年六月(1903年)育三女嫻姿，光緒三十年九月(1904年)於日本長崎育四女崎姿，光緒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育三子世禮，光緒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育五女文姿，宣統初元十二月(1909年)育六女堯姿，。此年何東勞累過度，體弱多病，歷時數年，體重衹剩六十餘磅，幾乏人狀並瀕於危，群醫束手，張靜蓉日夜服侍在側，事無大小均躬自調度不假手於僕役，晝夜諷誦金剛經地藏經，如是者數年如一日。並發願自減壽元以祈何東早日病愈，又試檢進以紅粉，初以少量畀食，效驗後乃將量數擴增，後何東果爾精神日臻強固，漸次痊愈，甚至1956年以94歲高壽逝世。民國初年(1912年)張靜蓉之生母病逝，立志守孝三年並自此發願茹素終身以酬生母鞠育之德。民國四年(1915年)在青島育七女孝姿。
民國七年春(1918年)張靜蓉患喉症勢危，纏綿數月，自“宣持佛號，身心泰安。由是奉佛之心轉篤，對於環境事緣視同泡幻，悉付達觀，非復從前之執著矣。”民國八年(1919年)，長女錦姿嫁羅文錦產後抱病，至失常態，張靜蓉擬往青島轉換環境，離港之日錦姿僵臥不能行動，需用軟抬其登輪，其危險狀況可見一斑，其夫婿及嫻姿崎姿同往。扺青島延醫師悉心調治後病人竟治立起，日愈一日，醫生更建議應令病人到各地旅遊以冀早日康復。一行人等遂陪錦姿遊泰山、曲阜、孔林，後取道杭州，赴定海，朝普陀。於普陀山洪筏禪院得聆月池上人說法，“歡喜讚嘆，母子四人皈依門下，研習佛學，從茲益篤信三寶，百折不回矣。”
民國十一年(1922年)香港諸善信禮請棲霞山若舜老和尚及竹林寺靄亭法師、煜華法師等來港建佛七法事。當時舉辦此等法會須向英政府申請準許，而港英政府則遲遲不發照準之令，幸得何東與周壽臣同向政府力說，纔能如期舉行。此年十二月初八日，居士從若舜老和尚求受五戒，成為佛門正式優婆夷弟子。民國十二年二月(1923年)在山頂何宅建佛七一星期後，若舜老和尚偕法眾回棲霞。居士自述於數月中親近諸大德，又邀若舜老和尚下榻何宅，得老和尚日夕啟誨，獲益殊多，於弘法事業更志力不懈。民國十三年(1924年)清明掃墓後立志朝山，先禮普陀，在此兩建佛七，於洪筏禪院留寓四十多天。後至棲霞及竹林寺，皆建佛七。朝山三月後返港。同年，何東有見及當時中國各地軍閥割據，內亂頻仍，乃本愛國之心，南北奔走，創辦和平救國會議，聯絡游說各方領袖，希望大家以國家為重，和平解決戰亂問題。於八月間何東同張蓮覺北上奔走各地，面當局，陳機宜，詣洛陽謁五省巡閱吳佩孚，惜“惟是吳氏剛愎自用，武力統一之夢方酣，陳以和平聯席會議政策固格格不入。”而國步多艱，圓桌會議未能成功，夫婦二人皆引為憾。激發二人唯有誨子以盡忠報國為職志。民國十三年(1924年)居士親幼子世禮赴南京，擬投考保定軍校，時奉直戰爭爆發(東北軍閥與直系軍隊開戰)，軍校停辦。翌年何世禮改往英國烏列芝士官學校就讀，後更往法國及美國軍事學校深造，此後戎馬一生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民國十四年(1925年)為助棲霞山建寶殿及裝塑佛像。由居士帶領，連同香港李氏、關氏等眾居士，組織籌款佛事法會，於堅道連建水陸七堂，由竹林寺靄亭法師、煜華法師主持，功德圓滿。風氣所開，此後三年香港善信每年皆舉辦萬人緣水陸功德法會。至此，以居士學佛及遊歷多年，越具真知灼見，自述道：“余默察港地人士，於佛法信仰之心雖已粗具，而於佛之理論不免時多誤解，非廣事宣傳不足以端趣向而明大法，則諸經尚矣”。又以為佛法浩如淵海，從何探取。遂發起講經法會，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七月至九月，禮請遠公(參)法師於西摩道何宅「紅屋」開講《法華》《佛頂》二經；隨喜來聽經者前後不下數萬。;此講經法會風氣一開，後繼續發起者又有人在。
民國十七年(1928年)居士於英國小住後回港，得聆寶靜法師在港講授《阿彌陀經》。民國十八年(1929年)隨何東北上遼寧見張學良後朝五台山。回港後十一月再赴南洋，朝禮印度及仰光金塔。一番遊歷後發覺：“時局至今日，紛擾更甚，殺機四伏，世界再次大戰爭有隨時爆發之可能，欲圖挽救，捨佛法無他途矣。然而宗教式微，未能普及，苟欲求佛法之振興，非廣興教育，造就人材，相與宏揚不為功。因發願辦學，為實際設施。”居士先天下之憂而憂，躍然紙上。遂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先於香港波斯富街設立寶覺第一義學，後於澳門龍嵩街設立寶覺第二義學，以此兩地多平民聚居，乃為利益附近之貧寒女童。「寶」字為居士之母諱，以寶覺命名乃用以報其生母養育之恩矣。居士悲願所感，得靄亭法師、謝孟慱先生、梁四姑林表姑等熱忱臂助。
民國二十年(1931年)何東與麥秀英金婚紀念，給與麥秀英及張蓮覺每人各十萬圓，以便兩人選擇各自喜歡利益社會事業。居士立志將此筆巨款覓地建設一永久根本機關，以宏揚佛化，普事教育。民國二十一年秋(1932年)設寶覺佛學研究社於新界青山，以培育宏法專門人才。民國二十二年秋(1933年)，幾經波折後得譚煥堂先生助力，以一萬七千餘圓向政府投得香港跑馬地山光道一塊地皮，面積一萬二千餘方尺，繪圖則，估造價，由鴻生公司以信用忠實，議成建築，連裝修約八萬餘圓。所有材料與內部佈置以現代設備，但整體構圖設計仍保持中國建築之獨特風格，古雅堂皇之寺廟外貌。建築期間所有大小工程，居士無不躬與監督。民國二十四年五月(1935年)工程完成，為紀念何東之助，故冠以“東”並“蓮覺”命名之。東蓮覺苑落成，前設波斯富街之女子義學及青山之佛學社相繼遷入，寫香港歷史為比丘尼設立蓮社之首頁。居士為其後來者能繼其畢生志向，親立遺囑，託王學仁、陳靜濤、林楞真等居士及其子女組設董事會，推進一切工作，選林楞真居士為繼任苑長及寶覺學校校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何倚姿服務於北京教育部，時值首都舉行實業展覽會，邀何東及張蓮覺北上觀光，備受熱裂招待。返港數月後蘆溝事變，中日戰爭爆發，港九婦女領袖激於愛國熱誠，群起組織婦女救國賬災團體，居士被推選為香港中國婦女慰勞會副主席，廣東婦女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香港分會副會長，香港婦女兵災籌賬會委員等職，帶同錦姿崎姿，領導婦女團體籌款濟兵災，慰勞傷兵，復令東蓮覺苑佛學班暫時停課為軍隊製軍用棉衣；更出重資購置六大套外科儀器寄運前線俾戰地醫院救傷之用。又應澳門中華婦女會之邀，赴澳門協助將募捐所得款物趕運前線供將士之用。1937年除夕，與婦女忍勞會各委員到東華醫院慰問粵藉傷兵，日暮始歸。翌日為1938年元旦，時溫植慶夫人於溫府為婦女會茶聚，居士即席勸募，得款分贈傷兵為回鄉之用。種種事務之繁重，“以致食無定時亦無定所，每晨蒞會隨隊徵募，暇則參加工作部製捲棉花紗布”(紀念集茂昭文)。慰問傷兵後極感憂傷，與人言：“滿目瘡痍，不忍卒睹”，自此竟患失眠，精神漸覺不支。適值東蓮覺苑舉行佛事，居士在處理一切事務，“累月過勞，哮喘宿疾復作，二豎迭乘，遂告不起，以1938年元月五日，壽終於山頂私宅內寢”(“生平懿行補遺”何世禮文)。
1954年12月居士八秩冥壽，東蓮覺苑董事會曾結集詩文書畫，出版紀念集；1964年12月居士九秩冥壽，何世禮再述其“生平懿行補遺”。其中提到居士所修為專心淨土，念佛法門，其朝夕念誦數十年如一日，日常禮佛必數十拜，至精神氣力不繼稍事休息。居士體弱，有時感心臟不適即打壯心藥針，氣力稍復又再禮佛。其時社會重男輕女，女子仍有纏足習俗，有受西方文化影之社會賢達於港督府召開大會，提倡廢除此等陋習，還女子以天足，居士與麥秀英同赴大會以表支持。而且居士還認為“以女子為國民之母，具有智識始成良好家庭，推而為良好社會，其需要教育實不後男子”，又獨以為貧家女子失學，尤堪憫惜，故在港澳兩地獨資首創女子義學。而於自己骨肉則力說何東給予女兒高等教育，不應以“女子無才便是德”視之，故所有女兒皆畢業於香港大學及出國深造。其時拔萃女校只以英文授課而無中文科，居士數晤該校校長，力勸增設中文科，後該校果中英文並重，成績斐然，並設立「何東夫人中文獎」兩個頒發與每屆中文優異學生。居士為社會服務之志不特於其佛教之推廣普及，於其他宗教慈善團體所辦之社會福事業如孤兒院、安老院、盲人院等，除自己樂於捐輸外更鼓勵何東樂助，而“居士之西歸，不外因悲天憫人之剌激過深，與旦夕為善而劬勞所致”(紀念集熊少豪文)而一生最重要事業莫如東蓮覺苑之鳩工興建，集佛教學教、圖書館、佛經流通、寺廟，興教辦學，遺愛人間。
參考資料:
《名山遊記》
《何母張太夫八秩冥壽紀念集》
《何母張太夫人蓮覺女士生平懿行補遺》
《東蓮覺苑暨寶覺女子職業中學》
《香港家族史》 何文翔著 明報出版社